大陆和台湾地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对比,法制教育论文

  上文提到,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厘清法治教育的内涵。

法治的基本含义即依法治理,其内涵是法律至上,因此法治教育就是对青少年进行关于法律至上理念的教育。 法治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培养法的观念,体会到生活中群几关系、人我界限、权利义务、自由秩序都可靠法来维护和保障[8]。 如果说之前的法制教育侧重于对静态法律知识的传授的话,法治教育则在法律知识的传授之外,还包括对青少年法治信仰和法治观念的培养,对他们能够利用法律维护权利、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能力的培养。

法制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系应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即法制教育只是法治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基础环节,而法治教育则旨在通过法制教育将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内化于人们的观念中,反映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中。

   大陆当前应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法治教育模式,与以往相比,新模式要求法治教育应给予学生参与课堂的机会,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批判思考,从记忆理解转向实践体会,这无论对教材编写还是对教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已经明确从小学到高等教育各阶段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与要求,而上述教学内容均需以教材作为载体,2016年起,大陆将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并将小学六年级上册和初中八年级下册专门设置为法治教育专册,强化了知识的系统性,与原来相比有了较大变化;高等教育阶段的法治教育也被纳入大纲,要求开设法治基础课或其他相关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 本文认为,教师的教学应当将讲授内容和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将基础知识与实践内容结合起来,且应主要采取讨论式、案例式教学,由教师组织学生在不断讨论、反思和总结中加深对法治的理解。

   对青少年进行法治教育,应更多培养学生的法治信仰和法治素养,而不是对学生进行法学专业教育,针对这个特点,应更多地通过各种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推进该项工作。

目前大陆也在课外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到法院、看守所参观,请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进校进行讲座,开展辩论赛等等,但教育方式仍不够灵活多元,也没有形成稳定的机制,所以效果并不理想。

台湾也特别注意通过调动各方的力量参与该项工作以弥补学校力量的不足。 当前大陆可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开展校内外法治教育活动。

  第一,鼓励学生团体,尤其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团体举办形式多样的法治教育活动,诸如法治教育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校园法治月、主题班会等活动,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稳定的机制。

  第二,联合政府机关或社会组织共同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如联合公检法机关、律师团体举办法治教育讲座、接受咨询与组织短期夏令营等活动。   第三,当前大陆正在根据七五普法规划的要求进行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争取到2020年时建成60所左右的国家级实践基地,在中等以上城市建立至少一所实践基地,在县、市范围结合实际建立相应的实践基地[9]。 本文认为应将基地作为课外法治教育的主要阵地,由基地组织、协调、开展各类法治教育活动则可大大缓解学校的压力,基地法治教育应采取体验式教育、现场观察、实践模拟、动漫、戏剧、微电影等青少年易于接受的形式,为青少年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提升他们对法治的理解。     青少年从最初接触法治理念到理解法治精神、提升法治素养,与教师的引导是分不开的,所以从事法治教育的师资状况会直接影响到该项工作的成败。 台湾在青少年法治教育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师资不足问题,其《加强学校法制教育计划》专门就增进教师法治知能提出了六项措施,包括培育各县市中小学法治教育种子教师,办理教材、教法观摩研习,鼓励大专院校开设相关法律课程及进修班,鼓励师资培育大学排入相关法律课程以提高教师法治素养和教学能力等等。

大陆有学者提出了在中小学单独设立法治教育课的设想,并提出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中小学法治教育课的教学工作量确定辖区各学校法治教育教师编制[10],短期来看这个设想难以实现,不过大陆已经着手开展法治教育师资的培训工作,如近两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等三所高校培训了600多中学法治教育种子教师[11],一些地方也在着手设立法治兼职教师培训基地[12],启动双千计划,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部门专家到高校兼职、挂职任教,选聘高校法学骨干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兼职、挂职等等。

本文认为,由于中小学法治教育师资需求量大,所以建立兼职教师培训基地是较为务实的做法;而高等教育的法治教育力量则应引进专业师资,因为高校学生对法治教育专业性的需求层次更高。

   评价机制的完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青少年学习状况的评价。

台湾地区对此有一定的评估机制,比如将法治教育内容纳入毕业考试范围,学生要进行法律大会考,这相当于设定了评价机制。 大陆地区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也提出要在中、高考中适当增加法治教育内容,将法治素养作为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认为,如果仅仅考查学生对法律常识的记忆的话,那么又将回到过去法制教育的老路上,而且增加了学生的负担,效果并不一定理想,当前应当探索多元化的评价机制,除考试之外,如果将参加课外法治教育活动、撰写心得体会、进行法治宣讲都纳入评价机制的话,灵活的形式更能获得青少年的认同。

二是对学校、实践基地等推行法治教育状况的评价机制。 现阶段,虽然各级主管部门及学校对青少年法制教育有考核项目,但均未单独成项,大多零散出现在各类综合性考核与评审之中[13],因此当前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评价机制,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确定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评价激励学校等相关部门投入精力,努力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     [1]邓毓浩.论青少年法制教育[J].现代教育论丛,2013(05).  [2]江必新.青少年法治教育需要进行五个转变兼评《中小学法治教育读本》[J].中国司法,2017(09).  [3]周祝瑛.台湾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公民教育[J].中国德育,2012(17).  [4]陈大文.促进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关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解读[J].思想理论教育,2006(09).  [5]黄旭田.台湾地区中小学法治教育之现况与展望[J].司法改革杂志,第38期.  [6]陈洁.港台地区学校法治教育研究[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2(12).  [7]张秀雄.我国公民教育的问题、对策与发展方向[J].公民训育学报,1996年第五辑.  [8]林作逸.国小法治教育批判思考教学研究以责任概念为例[J].公民教育与与活动领导学报,第23辑.  [9]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意见[Z].2016.  [10]夏丹波.中小学独立开设法制教育课的构想[J].人民论坛,2015(08).  [11]朱之文.培育青少年宪法精神种下法治的种子[EB/OL].http:///news/content/2017-12/05/zlk_/  [12]周训超.黔西县成立首个法制兼职教师培训基地[N].法治生活报,2018-01-04.  [13]闵柏林.中小学法制教育评估机制建设现状调查以湖北省宜昌市X区为例[J].教育导刊,2015(05).关爱.两岸青少年法治教育比较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9,35(06):53-56.相关内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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